從不負責任的父親到少女媽媽再到所謂的野孩子，媒體好像從報導「底層階級」的生活中得到了那種窺探別人隱私後的快感。 不管媒體是傾向於譴責還是同情，評論員們經常問道，我們這個社會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人們對此很少有一致的見解，但一種解釋是，你不怎麼可能聽說過這種「流氓」行為是對貧窮的生活環境合理的反映。 然而這正是一些進化論生物學家們現在想要提倡的。
英國紐克斯爾大學的丹尼爾•納特勒說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窮人是愚蠢的或是跟其他人有任何不同。 我們都只不過是人類，都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來做好上天賜予我們的一切。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不僅會挑戰我們看待社會上最貧困的那部分人的觀點，也會讓我們看出目前在處理貧困問題上的許多努力是如何的誤導人——但這種努力會給解決貧困問題帶來建議。
進化論預測，如果你是哺乳動物，那麼你在一個嚴酷不可預測的環境中長大的話，你很容易患病甚至可能會早死，這樣你就會選擇一種「快速」的繁衍策略——長大得快，較早就生育後代和結束生育，這樣，你就能保證在你生病或是死亡前，能夠留下一些已經能養活自己的後代。 有證據表明，在許多種動物物種裡面這樣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現在的研究顯示，人類也沒有例外。
當然，這個理論在對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的比較來說，是站得住腳的。 安阿泊的密斯根大學的波比•羅和她的同事在全世界範圍內調查，看婦女們開始生育孩子的年齡是如何根據她們的估計壽命來改變的（跨文化研究，第42卷，第201頁）。 「我們調查發現人類的相關數據跟一般的哺乳動物的數據吻合，」羅說。 「估計壽命越短，婦女們生育第一胎的時間越早。」
但同樣的生物原理能解釋一個後工業時代的發達國家中的富人和窮人在行為上的不同點嗎？ 舉個例子說，納特勒就認為能。 在一個超過8000個家庭參與調查的研究中，他發現在英格蘭的大部分貧窮地區的人們估計僅僅有50年的健康壽命，比起發達地區，幾乎少了20年。 很確定的是，貧困地區的婦女很可能在很小年紀的時候開始生育，並且生育間隔短。 她們的孩子個頭比較小，喝母乳的時間也短，兩者使得這些婦女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又懷孕了。 （行為生態學，數字元件索引號：10.1093/beheco/地址分辨協議202）
英格蘭的大部分貧窮地區的人們估計僅僅有50年的健康壽命，比起發達地區，幾乎少了20年。
「和你所處環境不同的人相比，如果你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二的壽命，這樣的話你人生的所有決定，比如什麼時候開始生孩子，什麼時候成為祖父母等等，都不得不縮短三分之一，」納特勒說。 「所以並不奇怪，在最貧困的地區，婦女們大概20歲左右開始生孩子，而在最富裕的地區，是30歲。這跟我們預料中完全一樣。」
不 管是有意識的還是下意識的，當婦女們決定什麼時候開始生小孩的時候，她們好像的確考慮到了她們的將來。在去年的會議上，來自英國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的莎拉 •約翰在報告中說，她在對英國格洛斯特郡年輕婦女的社會經濟背景的研究中發現，那些覺得自己所處環境是危險或不安全的、以及那些認為自己會在相對比較年輕 的年紀死亡的婦女，更傾向於在少女時期成為母親。 「如果你45歲的父親死於心臟病，你40歲的母親得了慢性糖尿病，而你又有一個有打鬥刀傷的男朋友，這樣的話你就知道你必須繼續這樣的狀況，」她說道。
在美國，情況也是同樣。 在美國，情況也是同樣。 最新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起，在美國黑人當中，生頭胎的婦女有34%是青少年——並且她們更可能是住在貧困地區的，相比較，白人青少年母親的百分比是19%。 安阿泊的密斯根大學的阿琳娜•格隆尼姆斯曾研究過健康不均衡和生殖模式，她指出美國黑人的估計健康壽命比較短，而婦女們靠的是擴大家庭網路來尋求支持。 這就意味著她們比較關心的是趁她們有身體還好的親戚能幫助她們解決困難的時候生孩子。
貧困黑人地區的婦女們經歷了速度令人震驚的健康惡化，這樣也直接地影響了母親們。甚至是20歲左右的婦女，面臨高血壓之類的風險也在增加，而這會減少健康懷孕和生育的機會。 在九十年代進行的一個研究中，格隆尼姆斯和她的同事們在黑人住宅區中發現，紐約城的一個貧民區中，20歲左右的婦女生育的嬰兒死亡率是青少年母親生育的兩倍。 （政治科學季刊，第112卷，第405頁）。 考慮到在過去的十年裡黑人婦女的健康惡化進度，格隆尼姆斯認為現在的情況甚至更糟了。
這並非僅僅是貧困地區的少女偶然懷孕的個案。來自多種管道的證據表明，少女懷孕率在貧困社區和富有社區都基本是一樣的。 然而，就像格隆尼姆斯和約翰斯想要指出的一樣，少女們卻可以選擇是否在這個時候成為母親。 跟她們條件差些的同齡少女相比，家庭富裕的少女更傾向於選擇墮胎。 就生育而言，越是家庭條件好的女孩就越能更好地集中力量來關注她們的事業和自身的發展，這樣她們就能投入更多金錢來培養她們晚育的孩子。 約翰斯說：「好像女孩們在許多的選擇前衡量自己人生的機會以及為為她們的生育做理智的決定。」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個女孩成長過程中她的父親是否陪伴她。 圖森市的亞利桑那州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布魯斯•埃裡斯曾廣泛地研究過女孩和她們父親關係的影響。 他的研究顯示，父親越早不陪伴女兒，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越冷淡，並且她就越早開始性生活，甚至會過早生孩子(新科學，2007年2月14日，第38頁)。
貧困地區的父親們總是很可能不在孩子身邊，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遵循「快速」原則的原因吧。包括那些從事用來提高他們財富、聲望和權勢的危險工作，使得他們能夠在吸引異性方面跟其他男人競爭時更有勝算。 這些都並不需要他們去犯罪，但他們卻常為此犯罪。「我想在這裡犯罪，我在想賭博，」納特勒說道，我們知道的還有其他危險或是暴力的行為，這些在嚴酷環境生活中的人中是很典型的。 快速發展的策略也就意味著一個父親很少可能長時期待在一個婦女身邊，這也就減少了他和他陪伴孩子們的時間。
不幸的是，既然一個父親的陪伴不僅僅延遲了他女兒的生育，總的來說，也對他的孩子們的人生機遇有很大的影響。 在對英國1958年的某個星期內出生的17，000人的一個調查後，納特勒發現父親陪伴孩子越多，孩子在11歲時的IQ值就越高，並且成人後社會地位的提升就越快。 （進化和人類行為，第29卷，第416頁）。
對孩子的投入資源越少，不管是因為缺乏父愛也好，喝母乳的時間更少也好，得到父母親比較少的關注也好，總的來說，是因為一個家庭裡面有更多的孩子需要照顧，這對孩子們來說是個昂貴的代價。 一方面，納特勒對英國家庭的大規模研究顯示，在最貧困的地區出生的孩子認知發展得比較慢，而認知又構成了他們將來生活中的教育和前途。
看了所有的這些，你可能會問，難道貧困的父母就不給他們自身帶來問題？ 假如他們能夠再等遲一些再生孩子，這樣他們也許就能夠為每個孩子投入更多，並給孩子們提供更好的飲食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 「不管他們的父母年齡如何，在低收入、文化水平低的家庭中生活的孩子就表現得不夠好」，約翰斯說。 更甚的是，延遲生育的年輕人實際上可能會更糟。美國對許多低收入家庭中的兩個女孩進行研究，發現十幾歲時就成為母親的通常會做得更好[就僱傭和收入方面來說]，因為她們有目標，這樣她們就會為目標集中精力和能夠創造更好的生活。 」
納特勒同意：「不管母親的年齡多大，出生在一個貧窮家庭是肯定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的。可能如果等待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並不是很行得通，所以公共健康人員想要鼓勵窮人效仿中產階級的更多做法。
納特勒說，貧困地區的人們面臨著兩種危險。 第一，許多限制使得他們不能做什麼事情來緩解他們的狀況。 飲食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與吃垃圾食品相比，從新鮮的水果和蔬菜中吸取2000卡路里要昂貴得多，」納特勒說道。 並且他們的身體狀況也更加危險和不健康。 「人們會從事更多的危險工作。可能有更多的空氣污染，更多的車禍，更高的犯罪率，更簡陋的住房——這些事情是你很難改變的，這樣就使得他們的快速生活和對健康更少的關注呈自上而下的螺旋形發展。
納特勒說道，一旦你處在一個無論你做什麼你的估計壽命都短的狀況下，那你就沒有動機來照顧你自己。 在一個糟糕的環境裡為自己的健康投資很多，就像是大量投資在一個大部分車都被偷走的地方裡。 住在這樣的環境下，你集中精力決定生育會更有意義。
進化論能夠解釋這些對貧窮的行為反應，但它並不是人們想要的結果。 所以，答案是什麼呢？我們應該做什麼來幫助那些健康走下坡路、教育程度低和貧困的人呢？
政府很關注青少年懷孕率和青年人暴力行為，但是納特勒認為，如果年輕人看不到他們體面的將來的話，那麼政府在性教育和親子班方面投入再多的金錢也不能夠改變情況。 要改變這種行為我們先要改變環境，這就意味著實事求是的減輕大部分貧困地區的貧窮，好像作用要比制定教育計劃或者給年輕人發放事後避孕藥要好。
可能最引人注目的證據來自於真實生活的情形。在九十年代中期，因為一個娛樂場要建在北卡羅來納州，所以那裡的大部分美國原住民地區的窮人們都得到了一筆以技術使用費的形式發放的橫財。 在發了這筆錢後，研究人員記錄了品行障礙——一個用於貧困孩子身上的關於反社會行為的心理學術語，發生了有重大意義的下降。 （美國醫藥協會月刊，第290卷，第2023頁）。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在美國，特別是黑人當中，青少年生育率發生了戲劇性的大規模下降。1993年，15至17歲的黑人女孩中有6.4%首次成為母親，但2000年時，降至4.5%（社會科學與醫藥，第63卷，第1531頁）。 格隆尼姆斯將其大部分原因歸結於這個時期的大幅經濟擴張以及僱傭的增加，這就使得為黑人婦女提供了她們之前不怎麼可能會有的工作機會。 現在，美國黑人中青少年生育又在增長了，估計這主要是由於最近經濟急劇下降的原因。
一切都是相關的
只 解決貧困問題可能仍然不是答案：在英國約克和諾丁漢市的流行病學家理查德•威金森和凱特•彼克特在《精神水平》（艾倫•蘭納，2009）一書中，他們分別 強調了社會上的收入不均衡程度比貧困本身還嚴重，這種不均衡成為像死亡和疾病率、青少年母親以及暴力水平等事件的主要成因。 他們發現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美英兩國的收入均衡差距是最大的，並且人的估計壽命在這些國家中也是最低的，少女母親比率是最高的（見圖解），並且還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這種影響不僅僅是窮人感覺到而已，而且給整個社會也感覺到了。「不平等好像改變了社會關係的質量，」威金森說道，「人們也更受到地位競爭的影響。」對於地位的焦慮導致了高度緊張，這樣反過來又導致了健康問題，他說道。 在不平等的社會裡，信任不再存在，社區生活被弱化了，人們對社會地位的升降的擔心使得社會變得更殘酷了。
「處理經濟的不均衡是個難題，因為這會引起一些比如提高徵稅等不受歡迎的事情，」納特勒說。 「所以人們寧願嘗試去驅散煙霧也不願意去救火。」從政治上來說，在教育計劃中投入金錢是比較容易的，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整體上來說，這樣做對於減輕貧困來說效果還是相當的不顯著。
有兩種不同的方法可以使得社會變得更平等，威金森說。 一些國家，比如像瑞典，通過再分配、高稅收和高福利來解決問題。 其他國家，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就沒有那麼不均衡。 日本就是一個這樣的國家，並且是人均壽命最長和社會問題最少的發達國家之一。 其他重要的因素，威金森說，是有很強大的聯盟和經濟民主化。
底線是，如果處於不利條件的年輕人能夠避免被導向而選擇快速生育策略的話，他們應該有機會通過更好的工作和健康支持來獲取長遠的目光。他們需要理由相信將來是美好的。
麥伊立•麥可列德是一名駐紮在英國愛丁堡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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